房地产一方面需要动用相当巨大的社会资源,尤其是资金和土地资源,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相当长,宏观经济不景气恰恰影响的是资金和社会资源的供应;更重要的是,房地产并不单纯是一栋栋建筑,它更是生产、居住和投资的场所,如果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信心降低,那么生产、投资的欲望就会被抑制,很自然对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减少。
事实上每个城市都有相当数量的开发商在竞争,但是每个城市却都只有一家地方政府在交易土地。地方政府在土地交易中,利用“双边垄断机制”追求的“利润最大化”,这才是导致房价畸高的制度性原因。
产权对市场运作极为重要,而能否依照个人意愿处理并保留自己的产权是社会一切自由的前提。现时的香港,我们产权被侵犯的情形已经变得无孔不入,确实令人感到担忧。
美国人当年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而战与税收不无关系。”只课税、不给代表权是苛政!”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当时提出的口号。但综观美国历史,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是经济衰退时期,谁来纳税、纳税多少一直是争论激烈的问题。
简君更不知道,他心目中完美无瑕的社会主义天堂瑞典,真真就是高税的受害者。今时今日左翼偏执狂见到的高科技出口国,最高增长的一段历史,其实是1890 年代至1950年代,当时瑞典人的税务负担,只有10%至20%。社会民主派在1950年代起,大幅加税,到了1980年代,瑞典的税收竟然高达国民收入总值的一半。身为瑞典学派头目,主张干预的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麦尔道(Gunnar Myrdal),也在1978年特意撰文抨击高税,指累进税鼓励富人用尽千方百计去避税,财富再分配的目的达不到,反而令瑞典变成了“骗徒之国”。
左派有时可以发现社会存在的症状,但通常不知道病根在哪,更不要提开出见效的药方了。暴露问题的人,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人;拆毁的人,往往也不是建造的人。
现在三十年了,再往前看,究竟还需要多少时间,才能抵达河的对岸?这取决于各种因素,现在很难给出一个定量分析。回顾一下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它的各种法制和政治制度,从开始发展到相对比较健全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,经过了整个19世纪的阵痛。经过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、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,宏观经济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才最终建立起来,这时的市场经济制度至少经过100年的时间逐步形成。